其實，在這件事之前，我早就有器官捐贈的觀念了，後來也在報章雜誌上看過新聞報導外國人的子女在台灣發生事故，父母來這裡代為決定器官捐贈，幫助我們台灣人的事，看到這個報導時，我會想：「那我們台灣人做了什麼呢？」那時候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，只是覺得我們用不到這些器官，還不如給有需要的人，所以才會幫智浩作器官捐贈的決定。

　　我的朋友說：「真的很羨慕你敢這樣做！我們雖然很想卻不敢做！」我說：「其實你可以試試看，等遇到什麼困難再一個一個去解決。」當初我們也經歷過困難的事，會選擇不要急救，就是希望不要再用侵入性的治療去折磨智浩，我先生覺得說：「為什麼不救他？」我說：「於事無補啊！」不是我們狠心不救他，雖然有醫生覺得要試試看，不過大家還是要面對事實，就算再拖、再急救也一樣只能拖四天。

　　接著我又想：「該怎麼舉辦他的追思會呢？」剛開始是想智浩才二十幾歲，也沒有回饋社會，如果依照傳統的方式辦喪事，不但有很多的禁忌，而且會勞動到長輩來拜晚輩，這一點是我比較不能接受的地方，所以才想請智浩的朋友主持追思會，讓家人或智浩的朋友寫信表達他們對智浩的感受與思念，或是任何他們想要對智浩說的話，就算是聚一聚、獻玉蘭花或點個頭都好！

　　我想要為智浩舉辦一個特別又有創意的追思會，而不是充滿感傷的聚會，於是我請參與追思會的朋友不要穿太深色的衣服或者有太多的哭泣，本來我連朋友都不想邀請，但是卻因為幫智浩做器官捐贈，讓我覺得辦這個追思會有不一樣的意義！

　　之前智浩會固定在假日到餐廳打工，那時跟他一起共事的阿姨，在參加追思會的時候哭著說：「他很乖的…」我原本希望大家能以快樂的心情來籌辦這個聚會，看她哭成那樣，我只好安排一些人負責幫我安撫大家！讓他們有事情可以做，不這麼做的話，全部人都會受到影響，本來已經安排好他的二個朋友當主持人，沒想到最後變成智浩的哥哥、姊姊上去主持追思會；當時就有人說：「大家都哭成這樣，怎麼都是你去安慰別人。」我說：「現在不是哭的時候，把事情完成比較重要！」

　　甚至也有人告訴我說：「你為什麼要這麼早就處理好？很像在毀屍滅跡。」我說：「大家都在上班，你放在那邊，大家的心都懸在那裡，根本沒有辦法去上班！雖然長官上司都很好，叫我們處理好再開始上班，可是也不能因為人家對你好就拖那麼久！」其實大家都很體諒我們，不過我也希望對其他同事可以公平一點，所以我想盡快處理好，讓大家趕快去上班、恢復正常的生活。

　　處理完智浩的事情後，我很快就開始恢復義交和志工的工作，如果封閉自己都不出門，吃飯也想、睡覺也想，只會讓自己更難過，做義交的話，一次去二個小時，就算是看看車子也好，或者是碰到朋友寒暄一下，心情會比較好一點；接下來，還有很多後續的事情要處理，可是智浩的爸爸每天都呆呆地坐在客廳裡看電視，聲音又開得很大聲，我們都覺得很生氣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的朋友跟我說：「我問他電視播放什麼內容時，他根本都不知道。」我才想到智浩的爸爸可能還無法適應兒子不在的生活，所以我拜託在慈濟當志工的朋友，如果他們有需要幫忙的話，可以帶智浩的爸爸一起去；後來，朋友真的找智浩的爸爸去醫院幫忙，也因為這樣，在急診室看多了以後，就愈覺得當時真的有很多人在幫助我們。

　　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學會不要拒絕別人的好意，以前我會很客氣地婉拒別人，現在只要有人想幫我或者送東西給我，我全部都會笑著接受，比如說我不吃榴槤，卻有人送榴槤給我，我會很高興地收下，等他回去後我才轉送給別人，因為我真的不愛吃，可是我很感謝他的好意。

接續>>智浩的故事（三）